2009年的11月，社交中热门话题还是何时供暖和银杏的落叶；而到了2017年的11月，卖家和买家，都主动或被动的卷入一场全民购物的狂欢中。从2009年“双11”5000万的销售额，到2016年的1207亿，阿里只用了8年时间。而这背后，是全国线上消费的爆炸式扩张与消费热情的膨胀。在一个超过4万亿元、近5亿用户量级的市场中，欲望、机会与规制交织，所生成的法律风险无处不在，不只针对消费者，同样针对从业者。
微商朋友圈：社交场的销售乱局
相较于购物平台的审查与监管，存活在微信朋友圈、以分级经销为特点的微商，则显得更加混乱。A货、三无面膜、美白丸、减肥药等开始在此筑巢。而销售者未必不知道自己正行走在灰色地带，也许只是相信，下一个被抓获的不会是自己。
案例一：张某是销售速效减肥药的微商，通过微信朋友圈向外推销药品，其谈好价格后，大部分时间由上家直接向下家发货，自己赚取提成。上家告诉过她，所售药可能造成胎儿畸形，因为“有个顾客怀孕了，但是有胎芽没胎心”，但因为她自己也在吃，为了挣钱，还是在销售。
张某销售37粒减肥药给孙某，孙某服用后腹泻、气喘、呕吐，诊断为“急性口服西布曲明中毒”。后民警将其抓获抓获，并现场另行起获减肥药21粒，经检测含有西布曲明、酚酞成分。后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罚金3000元。
转转、58同城、咸鱼：二手交易平台不“二手”
平台和商户之间的依存关系，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随着线上购物平台的日渐规范，二手交易平台开始成为违法行为新的温床。发票、假性药等并不“二手”的物品，堂而皇之的以二手名义在此进行销售。
以2017年度海淀法院审结的28起非法出售发票罪为例，其中24起系通过转转、58同城、咸鱼完成交易。
案例二：周某系某公司职员，其通过转转APP发布消息，后以200元的价格出售自己积攒的北京市停车收费额定专用发票543份。经鉴定，上述发票均系真发票。后法院以非法出售发票罪判处其拘役3个月，罚金1万元。
非法出售发票罪的本质在于发票作为税务管理的凭证，不得进行私下交易，不论真假与来源，均不能进行销售。售卖者当然难逃责任，但对于平台而言，如何履行网络完全管理义务，或许是线上二手交易进一步扩张必须解决的问题。
刷单：新场所的旧骗局
从滴滴、快的大战，到饿了么、美团之争，每一个线上垂直消费市场的扩张与争夺，几乎都伴随着资本力量倾轧而过，而在一次次补贴大战中，总有一些所谓的聪明人，瞄准了“第一桶金”。
案例三：吴某在百度糯米团购网站上，利用他人身份和银行信息，虚构“山东面馆”、“榴莲蜜语”、“云滋味”三家商家身份，在百度糯米推出团购消费向商家返利活动期间，以虚构订单刷单方式骗取糯米网购返利7万余元。后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月，罚金2万元。
类似的案情、不等的数额，在各个平台数见不鲜。由线下向线上转移的，不仅是消费习惯，同样也有古老的贪念和犯罪。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线上早也、也从来不是法外之地。
淘宝：不能忽视的禁止交易名录
时至今日，淘宝早已不是大家病诟的假货横流、野蛮生长的淘宝了，通过详细的禁止交易名录和关键词、截图审查，线下不能合法交易的物品，不再能轻易转移到线上。然而规则和漏洞永远相伴，但对于那些自觉机智的发现淘宝漏洞的卖家而言，这也许并不是一种幸运。
案例四：李某想在淘宝上销售日本代购的眼药水，发现淘宝提示“参天”、“千寿”都属于禁止上架销售的产品，但标注“狮王”则可以上架。后他以此方法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狮王”多种型号眼药水共计680盒，销售金额2万余元，后经鉴定上述眼药水均应按假药论处。
庭审中，李某供述，“代购”的眼药水除最初销售的50余瓶是从日本购买外，其余均是从淘宝上的供货商处购买。后法院以销售假药罪，判处其拘役4个月，罚金5万元。
案例五：新晋奶爸王某最初通过德国的同学代购部分婴儿用药，试用效果不错后，在淘宝上开设网店专门销售相关药品。一年间，其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WELEDA Infludoron感冒颗粒”、“德国Sinuc化痰止咳糖浆”1400余盒，销售金额近12万元，经鉴定均应按假药论处。后法院以销售假药罪，判处其有期徒刑9个月，罚金24万元。
基于药品对民生的重要影响，药品审批、检验具有严格程序，我国药品管理法中规定“必须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按假药论处。” 国外的“真药”，未经检验许可，同样属于“假药”，王某的案件，或许是对还在销售或者打算销售的店家，一个惨痛的教训。
从业：老板犯错，员工连坐？
网购究竟创造了多少个价值过亿的自主品牌、衍生了多少个淘宝村、提供了多少个就业岗位？而另一端，又有多少“打工者”因为网购身涉犯罪？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客服小妹、打包小弟、送货大哥，其犯罪所得和收入并不成正比，但却必须和老板一起，承担犯罪的法律责任。
案例六：郑某通过58同城应聘到网店工作，任店铺客服并负责销售盗版软件，工作后虽知道软件是盗版的，但觉得是老板的事儿，还是选择继续销售。截至被抓获，其参与销售数额107万余元。后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罚金3万元。
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危害性的评价重点，并不仅仅依靠获利多少，“打工者”不能成为免责理由，关键在于对犯罪行为的参与程度。在网购就业市场日益扩大的今天，如同线下就业一样，行业的违法性风险，也应该为大家所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