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从犯有什么区别

　　协助组织卖淫罪作为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其实质上属于组织卖淫犯罪中的从犯。前者是对人的组织，是卖淫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对行为的组织，是卖淫目的的实现方式，两者互相配合、互相依存，都是“组织性”的根本体现。

　　本罪并非组织卖淫罪的帮助犯，刑法将其单独定罪，是为了加重惩罚这种行为。本罪是行为人为阻止卖淫的人提供便利或者条件的行为。

　　(一)协助组织他人卖淫与组织他人卖淫系共同犯罪

　　组织卖淫罪，根据1992年12月11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解释，是指以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而协助组织卖淫罪，是指在组织他人卖淫的共同犯罪中起帮助作用的行为。如充当保镖、打手、管帐人等。

　　(二)将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组织卖淫行为的共犯)分立罪名的必要性

　　依照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协助组织卖淫行为有具体的罪状和单独的法定刑，已经被确定为独立的罪名，但是关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是否应该独立成罪的争论未曾停止。

　　协助组织卖淫实际上是对组织卖淫的一种帮助行为，所谓共同犯罪的帮助行为，是指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为其他人的犯罪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行为。确实，按照传统共犯理论及我国传统刑罚文化和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似乎以一个罪名(通过区分主犯、从犯、协从犯和教唆犯及设立不同的法定刑格等)就可以评价共同犯罪中各犯罪人的行为，包括犯罪人的帮助行为，实现罚当其罪，但是将对主行为的帮助行为独立成罪在我国刑法中并非仅此一家，另如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以及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等，这说明将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分立罪名不是一个特例，此类法律现象的存在有其理论和实践基础。

　　首先，此类属共同犯罪又定不同罪名的情况，符合刑法上的一种发展趋势，即帮助犯的正犯化，在刑法上以独立构成要件处罚性质上属于帮助犯的行为。如果此类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立法者认为需要对其予以打击，则将其从从犯地位上升为正犯，体现了刑法的一般预防作用。另组织卖淫罪是行为犯，有犯罪预备、未遂、中止等停止形态，将协助组织卖淫独立成罪(也是行为犯)，对其进行法律制裁就不再受制于前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对组织卖淫人员特定的帮助行为，不管组织卖淫人员是否实施或者完成了组织卖淫行为，也不管是否造成了实际的危害结果，协助组织卖淫行为人都已构成具体的协助组织卖淫罪，这表明我国刑事立法逐渐走向成熟。当然，由于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仍存在无法割断的实质性依附关系，故协助组织卖淫行为不能脱离组织卖淫行为，有协助组织卖淫罪，必定有组织卖淫罪。

　　其次，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相适应。组织卖淫犯罪不是必要共犯，既可以是单独犯罪、一般共同犯罪，也可以是复杂共同犯罪(即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组织、教唆、实行、帮助等分工)。组织卖淫罪本身蕴涵的犯罪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人实施的组织行为，其组织对象是其他共同犯罪人或者各卖淫人员(卖淫人员一般不构成犯罪)，因此实施了组织卖淫罪中组织行为的未必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犯。组织卖淫罪中(尤其是有预谋、有组织、有分工的组织卖淫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可以有多名组织者，可能这多名组织者内部之间还存在主从之分，所以组织他人卖淫的组织者不一定是组织犯，也就不一定是首要分子。如果在具体的组织卖淫活动中，所起作用相同、地位相同而无法区分主次的，应当将若干组织者都作为主犯处理，如果在多名组织者之间还有分工的，对于其中处于从属地位、发挥次要作用、听命于人的应当以从犯论处。但简单地区分主、从犯并不能很好地评价各共同犯罪人在此类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协助组织卖淫在客观上表现为帮助组织卖淫的行为，犯罪情节相较而言轻微，也应给予其从犯的地位。既然如此，如果刑法上只规定组织卖淫罪，将一部分处于从属地位组织者定为从犯，那么如何来认定协助组织者呢?因此有必要将协助组织卖淫罪分立罪名，加以区分。

　　再次，这是一种立法技术，也是一种法律文化现象，同时也适应当前犯罪新形势的需要，使立法者意图体现地更加明确，司法者执法把握地更加精准。将协助组织卖淫分立罪名，赋予其独立的罪名与法定刑，这样刑法上对组织卖淫行为的评价体系就显得更加完备与立体，即可以分为组织卖淫罪主犯、组织卖淫罪从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二罪名三层次，一方面明确了打击范围，发挥了刑法的一般预防作用，有效遏制当前组织卖淫行为的扩大，另一方面也方便了司法上对组织卖淫相关犯罪人员的处理，以实现量刑合理化、精确化和科学化。